
五个男孩趁午休时间从附近的小学校遛出来玩耍,吵着要我帮他们拍照,却一脸呆相地站着。为了要让孩子活泼一点,我逗他们:“你们也可以拍我啊!”“用什么拍啊?”我说,用你们的眼睛当照相机嘛!
台中大安鱼港,1981摘自《失落的优雅》
▲ 高中毕业后,阮义忠离开农村,“一心就想到都市,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。”很快,他的抽象画、名画家采访和美学随笔刊登在台湾最具影响力的《幼狮文艺》上,“文坛黑马”一跃成名。各类时髦的“主义”烂熟于心,似乎如愿脱离了“土气”。后来,本来要做艺术编辑的他误打误撞成了摄影师,《ECHO》(《汉声》的前身)为他配备的相机将他掷于台北的街头,阮义忠却发现自己按不下一张快门:“我一直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。摄影没办法靠想象,也没有办法靠回忆,它只有将眼前的事情变成你创作的题材。”于是,相机把阮义忠拉回了默默的土地和脉脉的人流。

那年妈祖圣诞,一位虔诚的妇人双膝落地叩头......我屏住气,在她正要趴下去的那瞬间,由她的左侧切入正前方,按下快门,从右侧退出,丝毫没让她察觉......成为佛教徒之后,我明白了自己当年有多不懂事。
云林县北港镇,1979摘自《人与土地》
▲ 土地驯服了野马的思维,或者说,相机提供了观照土地的另一种视角。从宜兰北埔到亚美尼亚,从青葱到白头,时空阙阔,但展开的都是“有温度,有深度,有宽度”的影像,是阮义忠言下的“人文主义”。2016年6月,“阮义忠摄影人文奖”设立,采访中他如是解答评奖的标准:“给奖的那个作品,一定是一看就让人温暖的。”

虽是刚入冬,深山的朝露已让我冻得直打哆嗦。溪水寒到刺骨,这一家三代的泰雅人老小却在湍湍急流中洗衣兼洗澡,自由自在地与大自然合而为一。澳花村多奇人吗?在他们看来,说不定奇的倒是我了。
宜兰县南澳乡,1981《人与土地》
▲ 阮老师就是温暖的。他有态度却不刺人,色泽温润还有些许闪烁。即便他的照片尽是黑白颜色,可这股气息还是透出来——从黑白里透出乐生的尊重和企盼。这大概已然不是如今摄影人流行的面貌,但却是被大大低估了的德性。

她一派安然,连我突然闯入也惊动不了。我大胆举起相机,猜想会受到她的粗声喝止,却没想到,她依然无视我的存在。
屏东县车城乡,1978摘自《失落的优雅》
▲ 读阮老师的新书《云水读年》,与早先几本的阅读体验完全不同。烘焙咖啡、河边散步捡石子,人事隽永,配上的却只是一张淡淡的照片。好像拍照隐淡了,生活况味显露了出来。与阮老师聊到这点,他说这题问得好:“我已经对证明自己摄影的成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。我所有的照片都是因为我在现场,我被感动了,创作就同步产生。我们传统里头所讲的做人的本分,做事的道理就最能感动我。事实上我的照片就是记录人类社会里头那一些伦常,现在我最希望的就是透过我的摄影作品来把那些道理说出来。”

那天用过早点,我独自在实验所外的海边漫步,发现沙滩上有一行独特的足迹,见到男子身影,便明白了一切。远远随行至浪花处溅及处,只见他伫立良久,垂头望着潮水来去。屏东县东港镇,1985摘自《失落的优雅》
▲ 我们熟知的所谓艺术家的人生模板,仿佛是非得在苦难里开出花来不可的。好像只有日常的困顿才能激发创作的灵光,而灵光并不能释缓精神的困窘与压抑。难道只有俗世的失意者,才够得上大师,算得上传奇?“夫学者犹种树也,春玩其华,秋登其实;讲论文章,春华也,修身利行,秋实也。”春华秋实,为什么不能生活着就创作着?创作着也收获着。

宜兰南澳,1989
《正方形的乡愁》
▲ 车从隧道口出来,前方一亮。从副驾驶的位置,一瞥望到阮老师搭着袁老师的手,说着有趣的玩笑话。除了他的作品,他自己的状态、与妻交谈的神色,愈发叫人信服:那些他一再重返的谦卑与善意,大概是于生活而言必要的修炼。我们在书里读到太多精妙,那些主义和思潮,缓解着我们不可一世的傲慢和可怜可爱的虚荣。但我们究竟想过怎样的生活呢?

上坡时,三四个小孩在后面使劲推,下坡怕板车滑太快,每个小孩的脚板就得当刹车用,一步一步抵着碎石子路。实在刹不住的情况也有,那时,妈妈就会立刻拐个弯,引板车冲到路旁的大树杆上。云林虎尾,1981摘自《失落的优雅》